预防自杀 走出人生幽谷 健康教育（心理健康）
林晨是大四学生。有一天他突然跟宿舍里的每个同学握了一遍手，还给每个同学都送了贺卡。
他正实施着自己的计划——自杀。同宿舍的同学联想到他最近情绪不好，行为有点怪异，于是报告了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老师找到林晨对他说：“你一定是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能不能跟老师说说？”望着老师关切的目光，林晨道出了心中憋闷已久的话。
林晨的父母一直关系不和，他从小在叔叔家长大，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形成了自卑的性格。今年去了几家单位求职被拒绝后情绪十分低落，使积聚已久的问题爆发出来。
老师告诉他，求职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战胜了困难才能成长。而且他也有一些优点，比如为人友善，容易与人交往；做事认真，容易取得他人的信任，等等，这些都是自己的资源。老师的点拨使他内心重新燃起希望。
自杀的原因 最后一根针压垮了骆驼
一般人常认为，学习就业压力过大、恋爱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等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据专家分析，大学生自杀并非由单一原因引起，它是生物、遗传、心理、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加拿大籍专家费立鹏博士介绍：“自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生活事件的诱发，包括人际冲突、经济拮据、学习成绩差等；个人的性格特点，如耐受力差、处理事情不够灵活；社会支持网络如何，比如当遇到问题时是否有人倾听并支持；是否有心理障碍、精神疾病；有没有自杀工具或者是否容易获得；出于模仿，等等，这些因素都应考虑进去。每个自杀的人都有个体的原因和目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通过与有过自杀想法的大学生交谈发现，有的大学生并不是真正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是把问题夸大，一叶障目，认为自杀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副教授、青春热线督导杨渝川认为，大学生自杀随个案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同原因，很多显见的因素比如学业失败、感情受挫等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背后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有的可追溯到童年的创伤经验、亲子关系、自我概念、价值观、人格问题等等。正所谓“最后一根针压垮了早已不堪负重的骆驼”。
自杀的影响 活着的人不仅仅是悲痛
“当一个同学自杀后，其他同学有的会害怕、紧张、悲伤，眼前闪现与那个同学一起学习生活的情景。还有的同学感到迷茫，突然对生命发出某种感叹。”蔺桂瑞说。费立鹏指出，一个人自杀后，每个与他生活过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有赖于他与死亡者的关系、个人的心理素质、周围是否有人支持、自杀者的死亡给他留有什么心理压力等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与死亡者关系越密切的人心理损伤越重，他们会出现悲痛、后悔、自责、不相信事情的发生、抑郁甚至反感等反应。
费立鹏说，亲近的人在前两个月的居丧中心理反应比较强烈。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大学生的自杀更是给他的父母家人带来沉重打击，他们的心理反应会更强烈和难以控制。应注意有一部分学生虽有强烈的心理反应但他们不一定表露出来。他们深深地自责，总在想如果自己不说那句话也许同学就不会自杀。
前两个月任何情绪反应都是正常的，如果超过两个月反应没有渐渐减少，反而不能正常工作学习、吃饭、睡觉，甚至还会产生自杀念头，就偏向病态反应了，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
个别学生也可能表现出麻木，但麻木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情况。同学的自杀使他产生价值观的扭曲，自己遇到困难同样不去求助，严重的会成为自杀的隐患。同学的自杀也可能诱发一部分学生的创伤性体验，由此感叹人世悲凉，联想到自己相似情形，便认为也许自己走这条路也解脱了。有的学生还会有愤怒感或解脱感，恨对方的逝去把一切问题留给自己，或者是摆脱了对方的纠缠。愤怒、麻木、解脱感因无法被自己和社会所接纳而难以表达出来，这就可能成为蕴藏着危机的心结。
教师对于学生发生的危机事件的反应因人而异。有的教师在学生遭遇重大危机时能够主动积极地介入，给予学生以尽可能的支持与帮助；有的却反应漠然，认为学生因为一点“小事”就自杀简直不可思议。
杨渝川认为，对于普通教育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缺乏爱心、责任感和工作热忱，而是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危机干预培训，不了解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技能，往往以个人的经验来评估学生的危险程度，或者不知道怎样帮助学生渡过难关。有的教师发现学生有问题而且做了许多挽救工作，但仍没能挽留住学生的生命。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压向教师，良心的拷问会折磨这个教师，使他产生对教育者身职的不胜任感，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教师的心理压力过大，会出现内疚、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因此，在危机干预过程中，也应当将教师纳入需要接受干预的人群中。
自杀干预 化危险为机遇
当一个学生企图自杀或者自杀之后，对企图自杀学生及自杀学生周围的同学进行危机干预是必不可少的。费立鹏指出，学校应有快速反应部队，学校的专业人员应尽快到事发班级，评估哪些人在事件中受影响较大并给予支持和早期干预。创造机会让与自杀者接触密切的学生说出内心的反应，必要时给予心理治疗。
蔺桂瑞认为，当有同学自杀后，需要对他周围的同学做哀伤辅导。创设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学生表达出内心的感受，可以起到疏泄情绪的作用。在表达的过程中接纳学生真实的感受，肯定积极的想法，对消极的看法不指责不批评，引导学生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生命。同时，对死去的同学适当的悼念，回忆与他在一起的情景等活动，把内心的感受以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否则长久压抑可能引起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或以其他不良方式发泄情绪。
杨渝川认为，危机就是危险中孕育着机遇。发生危机的时刻，并非只有一条路——逃避或者放弃，学生如果能得到关注、支持和良好的引导，危机就可能化解并成为成长的契机。危机干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协助学生分辨两种担子，一种是个人难以承受的重负，如丧失亲人这样的突然变故，个人可能缺乏足够的力量、资源和知识来面对，需要他人帮助分担才能渡过；一种是必须自己担负才能成长的担子，如日常的学习、工作、人际交往中当负的责任。处于危机中的个体，要么将不堪的重负视为日常的担子而拒绝接受帮助，要么将每日的担子也完全卸下，不相信自己能够面对和解决问题。
蔺桂瑞和杨渝川都认为咨询教师就是要帮助处于危机之中的学生发掘内在的力量渡过难关。引导学生看到生命中积极的因素，不但让学生看到个人资源，而且带领他寻找周围的资源，比如家人、同学的关爱支持等。看到自己的资源后，学生的目光才能从负面移到积极的一面。
预防自杀 打开生命之门
有人认为，自杀是对痛苦的解脱，人有权利主宰自己的生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副教授杨渝川极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她说：“人在某一阶段可能处于人生的幽谷，产生想放弃一切的想法。大学生面临的痛苦，并不像绝症患者那样生命真的没有希望了，而是暂时处于迷惘状态，看不到前途。但这不是绝对的绝望。此时，你的关爱协助他打开一扇选择的门。如果不去帮助他，这扇门是关闭的，他只有一种选择。所以自杀看起来是他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对他是不公正的，他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更好的选择。我做过的干预中，学生每次那么坚定地寻死，最后却放弃自杀更坚定地往前走。如果我们允许他做唯一的选择，不提供另外的可能性，这个世界可能因此少了许多鲜活的生命。”
大学生中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预防自杀不仅仅是针对少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蔺桂瑞认为，专业的预防只是工作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地预防，认真上好心理健康课程、扎实地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等日常的工作，让每一个学生了解心理健康是成长的需要，是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提醒学生关爱自己、相互关爱，同时关爱有自杀危机的群体，学会鉴别和救助的方法。以此唤起大学生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防患于未然，化危机于萌芽。
蔺桂瑞教授认为，生命教育不是虚无的大道理，而是存在于帮助学生在学习、人际交往、情绪管理、恋爱等方面，于点滴事件中突破自己的困限之后的成长。
在蔺教授的《心理健康》课上，常常首先要做的是让学生说出本周最快乐的事。学生小李在作业中写道：“每周上课老师让我们说本周的快乐，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我找不到快乐。”去年沙尘暴那天的课上，学生们无精打采。蔺教授说：“当我向教室走来时我看到图书馆门前的玉兰花含苞欲放。我非常感慨：自然界的生物在恶劣的气候中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每一个生命应当活得更亮丽、更灿烂！”课程快结束时，小李说：“随着课程的进展，我发现自己变了。我变得快乐了，而且我的快乐影响了宿舍、集体，其实快乐随时都有，就在于你能不能发现和感受。”
建立政策机制 危机干预工作者的呼吁
据费立鹏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学校主要从几个方面做好预防自杀的工作。首先根据学校具备的资源和力量决定能做多少工作；以筛选为基础工作，对新生进行心理测评，对测评呈阳性的学生给予进一步评估并提供治疗；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把有问题及时求医看成是正常的事；学校应制定政策，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不仅是自杀，还包括他杀、重要人物死亡等，对校内师生、校外公众媒体进行解释，对家长和关系密切的学生定期辅导等，把问题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学校应有突发事件处理计划，明确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的处理措施。费立鹏希望由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文件，要求学校建立相应政策和机制。
费立鹏认为，出现学生自杀后，学校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哪些人受到什么影响，而不是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只会使大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掩盖的后果是，不知道出现多少大学生自杀和自杀未遂，无法了解原因，无法了解干预的效果，因此就更难进行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从1994年成立心理咨询中心以来，不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投入。学校为心理咨询中心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心理危机预防及干预机制的研究。目前一个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学生个人相结合的五级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危机预防及干预的工作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多年来他们坚持对学校的有关领导、班主任、辅导员、教师、后勤管理人员、学生干部、宿舍长进行相关心理培训，普及心理健康及心理危机预防的知识，力争做到使心理阳光普照到每一个学生。
目前大部分高校从事这项工作的教师没有接受专业培训，而且是孤军奋战，不仅是对教师技术能力的挑战，也很容易出现职业性枯竭。做个案时首先要自己镇定，判断危机的程度，选择处理的方式，不仅要干预出现危机者，而且要做周围同学、教师的干预，需投入比一般咨询大得多的心力。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支持网络，有的教师长期面对负面问题无法排解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们呼吁政府部门制订有关政策，让学校形成良好的机制，建立教师、校医院医生、学生志愿者参与的队伍，才可在危机前、中、后期进行有效干预。现在因为没有机制保证，学校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储备，危机发生后无法迅速调动人员投身危机干预之中，只能是打乱所有计划做个案干预，效率却不尽如人意。
危机干预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专业人员有限的情况下，除各高校内部制订危机干预政策外，整合各高校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能形成良性运作。去年“非典”期间，由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开通的“非典心理援助热线”，联合高校、研究机构和民间专业机构的力量，几天内就招募了近百位专业人士，并对资源进行了统筹和配置。这说明广大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有着极大的为社会和高校服务的热情，而且具备了建立专业队伍的人员基础。因此，组建一支正规的、各高校相互支持的专业队伍、网络不仅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中国首家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机构，该中心宣传科主任张晓丽介绍说：“一个人自杀给周围人带来的哀伤影响如果得不到舒缓，可能成为一生的痛苦。使其不能正确认识社会，面对生活中的问题经常使用负面思维而导致负面情绪，结果造成人际交往出现混乱，导致人生价值的偏颇。今年是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共同合作，首次将宣传活动引进大学校园，希望以此唤起在校大学生关注自己及周围同学的心理健康和生命质量。自杀事件在大学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群体加以关注。师范大学的学生将来大部分从事教师职业，如果在校期间学会消除自我危机，并能识别和干预他人的危机，将来在做老师的时候就可以保护好学生的生命，教会学生热爱生命。”
